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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着美国教育及职业背景的北大教授霍德明，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堂”演讲中，将宏观经济区分为实体经济（mainstreet）和金融经济（walstreet）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将实体经济指称为“工厂”的时候，我明白了他治学原来不够严谨。

宏观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这一点与微观经济截然不同。二者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宏观经济的主体或决策人是政府，而微观经济的主体或决策人是企业和消费者。至于霍教授所说的 “工厂”，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构成宏观经济的要件。

请不要怪我舌毒。我怀疑，对宏观经济认识不严谨，甚至存在重大错误，可能是导致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

宏观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Y＝R。其中，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即R＝C＋I。由于储蓄是总供给或总收入当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即S＝Y－C，由这三个公式可推导出另一个重要的公式——S＝I，即储蓄与投资必相等。其中，调节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调节社会供求关系的基本路径。

进一步说，由于储蓄掌握在银行手中，因此，要维护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就必须借助货币政策。后者或者是从紧，或者是宽松，抑或是较中和的稳健。

理论上讲，当投资大于储蓄时，应当选择从紧的货币政策；当投资小于储蓄时，应当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二者之间的过渡则当选择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国内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长期领先GDP以及投资增长的实际情况来说，与之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显然应当是宽松的，而不应当是从紧的。道理很简单，今天的储蓄是明天的消费，要想满足明天扩大后的消费需求，就必须将今天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进而扩大明天的供给。

那么，为什么国内会大意地选择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呢？答案很明确，是由于过于坚守“价格水平决定货币政策”的教条。美国货币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曾说过：“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沿着这一思路，当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时，应当选择从紧的货币政策，反之亦然。

问题的关键在于，物价上涨不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导致的，更多地是由社会供给不足导致的。中国人曾经很贫穷，现在也算不上富裕，所以中国的情况尤为如此。

接下来，如果忽视了物价上涨主要是供给不足的结果这一客观现实，所选择的从紧货币政策不仅不会实现抑制通胀的目的，反而由于限制了供给增长，进一步加剧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通胀形势趋于严重。不幸的是，现在的情况恰好如此。

面对通胀，选择宽松的而不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进而实现抑制通胀的目标，中国曾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

中国经济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与90年代前半期遭遇严重的通胀。其中，1988年的CPI曾达到18.8%，1994年的CPI则达到更高的24.1%。鉴于通胀的根源主要是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导致的，因此，那时选择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以储蓄保值贴补工具将实际利率补贴到彻底对冲物价涨幅的水平，由此刺激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解决投资来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将企业贷款利率控制到与名义储蓄利率相等甚至低于名义利率的水平，以此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对资金的热切需求。从那时国内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几度高于同期存款余额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总体上看不能说是从紧的，倒是非常宽松的。随着以扩大投资拉动的供给增长，供求关系的紧张大大缓解，进入1996年，CPI快速回落到8.3%，并在次年下降到2.8%。

不可否认，近几年执行的从紧货币政策，在紧缩国内资金供给方面的力度异常惊人。借助加息、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目前囤积在央行的流动性高达2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此大力度的从紧货币政策，越来越明显地导致微观经济陷入资金供给不足的境地，表现为企业不仅为扩大再生产融资困难重重，而且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也出现紧张。由此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供给增长持续落后于需求增长。其结果当然是通胀日趋严重，尤其是加大了远期通胀预期。

说到底，所谓需求增长，就是人民希望明天的日子更美好，更现实的需求增长则是提高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吗？

总之，就当前国内宏观经济日益突出的社会供求矛盾来看，货币政策应当尽快由从紧转向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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